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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斌 的博客
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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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斌  

著名金融学家

国务院参事、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。 新著有《中国金融战略2020》《十问中国金融未来》《危机中的中国思考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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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金融出路  

2011-09-21 11:31:04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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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的中国,既是一个过渡、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,同时又是一个对世界经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的非一般经济体。因此,我在新著中国金融战略2020中发问,能否用指导成熟经济体发展的金融理论,简单指导“过渡”经济体,帮助其完成由“不成熟”向“成熟”的飞跃?特别是在一个国家间利益博弈的世界里,对一个正在影响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国家而言,答案也许是否定的。这决定了必需对金融发展战略理论要有新的视角。那么,又应该从哪几个角度把握?这是美国金融危机后,中国在处理国内金融各项复杂的问题,包括对外金融中的汇率、资本管制、人民币国际化、国际金融秩序重建诸问题时的急迫需要,要有一个明确的战略发展理论的指导。

大道至简见真理。在纷繁复杂的国内、国际金融事务中,一个好的战略,必须能够以极其简洁明了的战略话语,统领整个金融发展的方方面面。战略不是诸多改革开放措施的简单罗列与堆积。缺乏清晰的战略方向核心意图,就不可能是一个好的战略。< xmlnamespace prefix ="o" ns ="urn:schemas-microsoft-com:office:office" />

从人类近几百年货币史看,伴随一个大国经济体地位的确立,出于本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利益和稳定全球经济的双重需要,大国经济体的货币国际化,既是世界经济发展和大国兴衰周期过程中内生的重大课题,也是一个新生大国经济体必须正视的问题。

当前重要的,不是去反复阐明经过改革后应形成什么样的状态,不是向人们进行口号式、空洞式的改革理想描述和“彼岸”是什么的情景告示,而是应该解决“桥和路”的问题。

作为金融战略研究方法的重点,除了作为结论,要指出今后“工作指标”意义上要“干什么”之外,更重要的是,要基于历史的、理论的逻辑和国内外的现实,指出“为什么”要这么干。这是明确“干什么”的重要基础。也就是说,要去努力寻求体现中国金融未来历史的、理论的一致性、必然性及唯一性。

理论形成的过程是一个抽象的过程。然而,现有主流货币与金融学理论又是发源于西方工业化国家,形成于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崛起过程,主要抽象和解释于较为成熟的市场机制经济体。

因此,今天当人们把前人抽象的理论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,特别是指导具有“转轨、发展中、非中心货币且又是大国经济体”这样特征的中国,可以想象,要使这一理论真正具有指导意义上的真理性,自然要考虑上述特征因素对过去理论形成的干扰,同时,又要注意把当初西方在形成理论中曾被抽象掉的非主要相关因素,“重新相应放进”现实实践中,即要有其他经济、法律、政治、文化因素的“还原”。否则,就会出现该理论解释当今中国实践时的“走样”现象,就会出现为什么对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的骄人成绩,始终存在一些西方金融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。自然,也难免出现在指导中国金融进一步发展意义上的隔靴搔痒的现象。

正如已故经济学大师保罗·萨缪尔森所说:从来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纯粹的市场经济。经济学是一门动态的科学。经济学往往似乎是在无穷无尽地处理新的困惑、问题和两难困境保罗·萨缪尔森:《经济学》,华夏出版社年版。正因为当今的经济与金融理论仍处于动态的、不断的发展中,因此若用动态的、不完全成熟的理论来简单指导非成熟市场国家——特别像中国这样具有转轨、赶超战略特性的国家——更要小心。

中国当前急需的是什么理论?需要的不仅仅是承认、肯定以上各位教授对成熟金融体系所作的客观的理论描述,更是对“如何尽快形成”成熟金融体系有指导性的理论。因此,这一理论必然是结合中国“转轨、发展中、非中心货币且大国经济体”特征的理论。严格地说,这个理论肯定是“发展过程”的理论与方法。

战略既然是基于对未来的一种选择,但在可以预见的进一步全球化中的未来的不确定环境中,客观上既存在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“正环境”因素,同样也存在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“负环境”因素,譬如有缺陷的国际货币体系等。正是各种正、负环境因素的汇聚,体现为世界经济、金融运行的现行制度体系,核心又体现为由“中心货币”国家主导的、长时间历史沉淀的所谓“成熟的、国际通行的”金融制度体系。因此,发展中国家要研究金融战略,如果是简单模仿、抄袭和沿袭体现“中心货币”国家经济发展“结果”的、“成熟的、国际通行”的金融制度,在某些方面,往往会引发更多的不利于自身经济发展的“负环境”因素。

特别是对于一个大国经济体来说,要实现由“金融弱国”转化为“金融强国”的“赶超”型战略,更不应简单奉行“拿来主义”。绝对不能以人家的“结果”,作为达到自己战略意图的“策略与手段”,简单一味维护现行有缺陷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;绝对不能不问时间与条件,拿人家“成熟机器”中的零部件“硬性”塞入自己“不成熟机器”中;绝对不能从已被近40年历史所证明的、现行以美元为主导的有欠缺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,寻找简单模仿全球金融世界里最新出现的“时髦”制度与技术(自然包括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品)。

研究服务于中国经济崛起需要的中国金融战略,既要在顺应与支持世界力量与格局重新组合大势中,抓住符合世界经济发展利益的中国金融发展机遇,又要尽可能避免未来“全球化趋势”的突然中断。在尽快发展中国金融实力的过程中,与相关各国齐心协力,努力促成在世界力量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时,实现国际经济、金融秩序的有序重建,这是研究中国金融战略的世界意义。

从历史上看也是如此。反映人类有效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则,如供求曲线,是永恒的,但是在人类社会处于大国兴衰、更替的漫长的历史转折时期,影响各国间经济力量剧烈变化的,已不仅仅局限于一些最基本的经济规则(当然最终决定力量必然是经济因素),个别事件的发生、偶然因素的累积,同样不可忽视。面对未来动荡的外部环境,各国政府特别是大国政府间的博弈政策,将影响着历史的进程。加上不同国家民主力量、民主政治推进程度的不同,其博弈后政策偏离经济规则的不确定性也越大。就此意义讲,研究一国金融战略的难点,是研究国与国之间政策博弈中各种复杂组合的可能性。因此可以说,在世界力量发生重大变化和重组的大变革时期,迫切需要的不仅仅是体现现代经济学的主流理论,更需要能适应世界经济力量发生的变化,同时能维持世界经济秩序的指导理论,即需要的是能反映大国兴衰、更替的政治经济学。

战略未必一定是带有敌意的。战略是战略制定方为谋取某种利益的计划,它同样可以在基本不伤害他者、寻求和谐的情况下实现。如历史上的英国、20世纪70年代前的美国,其某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,同样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。今天,在世界对21世纪中叶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中国的“预测”、“未知”和“不安”猜疑太多的状况下,中国更需要以清晰的和谐的金融战略昭示天下。这是“怎么研究”要回答的第四个问题:中国金融战略的谋划,同时要着眼于维护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全球包容性增长的主题。

 

更多分析,详见我的新著中国金融战略202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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